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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密爾斯:從福柯到弗洛林·康德拉的醫學史學史研究

时间:2019年11月22日 20:58  稿件来源:澎湃新聞


1月1日,英國思克萊德大學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米爾斯(James Mills)教授應邀在上海大學進行了一場題為“衛生、國家和社會:從米歇爾·福柯到弗洛林·康德拉的醫學史學史研究”的講座。此次活動由上海大學毒品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醫療社會史研究》編輯部主辦。

  11月1日,英國思克萊德大學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米爾斯(James Mills)教授應邀在上海大學進行了一場題為“衛生、國家和社會:從米歇爾·福柯到弗洛林·康德拉的醫學史學史研究”的講座。此次活動由上海大學毒品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醫療社會史研究》編輯部主辦。

詹姆斯·密爾斯(James Mills)教授是英國思克萊德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格拉斯哥衛生和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心(CSHHH)主任,英國藝術和人文理事會(AHRC)項目評審專家,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項目評審組成員,上海大學國家高端文教專家。其論文多次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刊物上發表。曾出版:Cannabis Nation: Control and consumption in Britain, c. 1928-2008 (2012),Drugs and Empires: Essays in modern imperialism and intoxication(2007)等著作。
詹姆斯·密爾斯(James Mills)教授是英國思克萊德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格拉斯哥衛生和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心(CSHHH)主任,英國藝術和人文理事會(AHRC)項目評審專家,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項目評審組成員,上海大學國家高端文教專家。其論文多次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刊物上發表。曾出版:Cannabis Nation: Control and consumption in Britain, c. 1928-2008 (2012),Drugs and Empires: Essays in modern imperialism and intoxication(2007)等著作。

  講座伊始,米爾斯教授便指出:早期的史學界實際上對醫學史並沒有多大關心,那個時候更多的是關註政治史,經濟史等。在三十年前,米爾斯教授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上本科的時候,他們歷史課程里還沒有醫學史這一課程。對醫學史感興趣的只有醫生和醫療人員。過去對於醫學進步的認知就是醫療技術越來越好、醫療機械越來越好。現在三四十年過去了,人們對於醫學史的認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史學家們開始把衛生史與醫學史看做是政治史與社會史。

  在醫學史上有兩個關鍵問題:(1)是什麽推動了現代社會的醫療創新和變革?(2)關於廣泛社會中的歷史變革,醫療創新和變革告訴了我們什麽?關於第一個問題,研究醫學史的歷史學家可以通過研究醫學史的發展來發現到底是什麽東西推動了現在社會的醫療創新與變革。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關於醫學器械、技術與理念發展的問題。因為當時的醫務工作者發現新醫學比舊醫學好用嗎?實際上其內在原因就是在於當時的醫生與醫學科學家不斷使用檢驗當時的醫療技術,並且不斷的改進它們。技術上的進步極大地改善了衛生事業。

  舉個例子,在19世紀的西歐,男性的壽命一般為40歲,女性為43歲;到了20世紀,男性與女性的平均壽命已經顯著增長了,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均壽命一直在提高:米爾斯教授在英國蘇格蘭城市格拉斯哥的調查研究顯示,現在當地男性平均壽命為75歲,女性為80歲,這還僅僅只是平均壽命水平。從19世紀到21世紀,醫學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在增長的時期,醫療技術手段也是不斷的發展;註射器的問世就是一個代表新藥物與新醫療技術進步的典型例子。註射器的問世就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個典型發明。有這樣的一個假設: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醫療專業知識與醫學發明之間有正向關系。越來越多的醫生和科學家致力於與健康和醫學相關的問題,而這些醫療技術和醫療系統的巨大進步推動了社會的變革。而這也就是那兩個關鍵問題的來源:是什麽推動了現代社會的醫療創新和變革?關於廣泛社會中的歷史變革,醫療創新和變革告訴了我們什麽?關於第一個問題,答案在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大量的科學研究在不斷的發展、創新,自然推動了現代醫學的創新與變革。關於第二個問題,答案則是醫療創新的廣泛應用正在推動著社會的轉型。由於越來越多的多代同堂的家庭出現,政府也需要為老人與嬰兒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於是醫療知識與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促進了醫學的創新與變革,這反過來也就促進了社會的轉型。

  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醫學

  對於醫學史,不同的歷史學家對此有不同的研究與探索方法。傳統的醫學史與外科史學家,這些人往往是醫生或執業醫師,當他們處於職業生涯末期的時候,他們往往想要追溯自己職業的歷史淵源。這些早期的醫學史學家們致力於研究到底是什麽推動了科學理論的進步,是什麽改變了醫療實踐。

  18世紀早期,預防藥物(preventive medicine)尚未出現,而治愈藥物(curative medicine)與緩解藥物(palliative medicine)是否存在還是個疑問。預防藥物是預防妳得病的藥物,治愈藥物是當妳的身體受到感染時,使妳恢復健康的藥物。緩解藥物則是緩解妳的癥狀的藥物。這三種類型的藥物從預防生病、治療疾病再到緩解癥狀,他們形成了一個醫療系統。

  18世紀到19世紀期間,西方社會的醫學得到了不斷的發展進步,這一系列的進步,始於疫苗的發明。18、19世紀的西方社會飽受天花的困擾,天花是一種嚴重的傳染性疾病,根據流行病學家的猜測,天花可能是從一種野生或家養動物的痘病毒演化而來。天花病毒非常的穩定,而且能夠長期保持其感染性。典型的天花傳播途徑是通過飛沫傳播,但是天花病毒也能通過已經遭到膿液汙染的衣物、毯子等傳播。在天花肆虐期間,歐洲的人口數量大減,直到後來人們發明了種痘技術,天花這一疾病才得以控制。愛德華·琴耐(Edward Jenner)對牛痘與天花的關系十分感興趣,他曾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分析牛痘與天花之間的關系。他為了驗證人接種牛痘雖然會不適,但是會使人擁有抵抗天花的能力。18世紀末期,愛德華·琴耐從一名擠奶工手上的牛痘瘡中取出膿液,接種到一個8歲男孩的手臂上,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個男孩身上出現天花免疫力。這一新方法名字是vaccination,也就是疫苗。疫苗的出現大大降低了天花的致病率與致死率。直到50年後,天花被徹底消滅。

  雖然預防藥物已經問世,但是緩解藥物尚未出現,於是這個時候,鴉片就承擔了緩解藥物的“工作”。鴉片曾被廣泛的應用於緩解病人病痛。當時的人們認為:患者很多時候不是死於疾病本身,而是死於並發癥,如果能緩解患者的身上的病痛與並發癥,患者所受的感染就會慢慢減弱,患者就會慢慢恢復健康。而鴉片就是一個極好的緩解病痛的藥物。幾百年來鴉片一直被用作這類藥物,因為它能讓患者睡覺、休息、並能緩解病痛,一旦患者在病痛中存活的時間得以延長,就更有治愈的可能性。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福柯、後結構主義與醫學

  傳統的醫學史一般著重於技術與科學的問題,而到了20世紀50、60年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傳統醫學史、衛生史進行批判。他們開始爭論醫學不僅僅是一門致力於改善人類健康的良性科學。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其中翹楚。米歇爾·福柯,法國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一位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者,對文學理論、哲學與醫學史的批評有很大影響。曾著有《瘋癲與文明:古典時期的瘋狂史》《詞與物》《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福柯深受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他反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認為精神世界不可脫離社會生活;他反對康德主義的絕對理性與先驗主義,不承認存在絕對真實的知識與概念。

  福柯認為醫學是為權力服務的一門技術,醫學是實際上是為利益集團或特定的權力集團(社會中存在的特殊階級)服務的。在傳統的醫學史研究中,醫學、外科與精神病學等都被認為是致力於改善個人和社會健康的人道主義科學。換句話說,醫生和科學家都是好人,他們試圖讓我們的生命更長、更健康。但是福柯對這種思想持否定態度,看到了國家對個體的幹涉,但是沒有看到判斷是否健康的標準,判斷是否完美的標準。實際上醫學史不是簡單的關於更長壽、更健康的生活和科學進步的故事,醫學史是一個更加“黑暗”與復雜的學科。福柯在《瘋癲與文明:古典時期的瘋狂史》一書中指出瘋癲與理性的對立和分裂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社會產生的特殊現象。在中世紀,瘋癲與理性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待瘋癲的態度還是噯昧的;但是到了古典時期,人們把瘋癲看成一種需要用禁閉來對付的破壞力量和威脅。17世紀中期建立的巴黎總醫院就是古典時代對待瘋癲的一個標誌性記號。巴黎總醫院不是一個醫療機構,而像是一個動物園。在這里,瘋癲的人被展示、被參觀;瘋子被視作是動物而不是病人。顧客們付費進入醫院之後,可以在醫院內部隨意走動,參觀瘋癲的人。隨著時代的發展,對於疾病的定義也在變化,由於人們對醫學的分類有了新的認識,瘋狂不在被認為是與理性相對的,瘋狂不再被“壓制”。醫院的瘋癲的患者也解救除出來。瘋子也不再被視為動物,被困在醫院里給人參觀。

  此外,福柯細致地比較了軍隊,監獄,醫院和學校的異同,可是不管有多少不同,有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他們都是國家、政府的工具。福柯認為紀律,規訓,懲罰,矯正,是一整套權力的運作方式,這一套行為方式在軍隊、監獄、醫院、學校同樣發揮效力。而當這種運作方式應用到整個社會時,就具備了一種不動聲色的強制力,即便缺乏“國王”這樣的權力核心或代表人物時,它依然能夠發揮甚至是更好的發揮作用。此外,政府之所以投資醫療服務,不是因為它想要人們更健康,而是政府想要人們更聽話,想要人民依賴於醫院,想要人民從醫院中習得紀律、規則,變得順從,聽話,從而使得政府更好的控制人民。

  因此,福柯認為醫學與醫療技術實際上是政府的工具,他將醫學與醫療保健、與控制與支配戰略相結合,在此過程中,福柯引導歷史學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醫學史是社會文化史,通過分析醫學的歷史,他們可以分析社會歷史文化。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醫學與帝國

  正如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在其《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一書中提到的:“當歐洲帝國向全球擴張,歐洲醫學也進行知識論與結構的根本轉變”。現代醫學的發展離不開歐洲帝國主義。醫學的發展史也是一部帝國主義史,醫學不應該僅僅被視為國家的工具,事實上,醫學在與國家的密切合作中積極追求著自己的利益。

  歐洲人進入美洲,發現了金雞納樹皮,歐洲的醫生從而發現了奎寧,這一可以治療瘧疾的藥物。17世紀初,英國人進入印度的時候,歐洲的醫院也隨之進入。醫院從進入印度一開始就是為英國殖民主義而服務。隨著英國逐漸擴大其在印度的殖民地,醫療體制也在不斷擴大,醫院逐漸成為了東印度公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了19世紀下半葉,隨著英國在印度統治逐漸穩固,殖民醫療服務隨著東印度公司權力的增長而發展,英國醫療人員的也成為了研究熱帶病的佼佼者。

  在歐洲殖民史上,殖民醫學是其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歐洲的殖民促進醫學的發展,反過來殖民醫學也促進並維護了殖民霸權。法國在殖民非洲的時候,自認肩負著文明開化的使命,而細菌學就為文明開化這一政治使命做了諸多貢獻。1860年代,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主張病菌學說,創立巴氏殺菌法,並於1870年代培育出狂犬病疫苗,1881年培育出炭疽熱疫苗等。此後,巴氏殺菌法與疫苗便成為了法國衛生健康事業的兩大支柱。在法國殖民非洲之後,巴斯德的研究所也開到了非洲。巴斯德的研究所與殖民政府進行了緊密的合作,為政府工作人員進行微生物學培訓等等。巴斯德的研究所在當地進行研究的同時,也執行著殖民政府的文明開化的指令,維護著殖民政權的霸權。

  此外,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上對於醫生的質疑越來越多:“我為什麽要相信妳?”、“我怎麽知道那瓶藥水對我有好處?”、“我為什麽要付錢給妳?”……於是越來越多的醫生、醫學研究者以及在藥房工作的人迫切希望成立一個專業組織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醫生們不再願意成為一個單純的國家工具,他們希望擁有話語權,他們想要積極主動的追求並維護自己的利益。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由此誕生。直到現在,英國醫學會的主旨仍然是以醫生為主體:“我們關心醫生,以便於醫生關心妳”。

弗洛林·康德拉(Flurin Condrau)
弗洛林·康德拉(Flurin Condrau)

  自下而上的醫學史研究

  醫學史學界對於病人的地位一直有所疑問,一方面,史學界一直有一個呼籲:把病人看做是醫學的一個重要合作夥伴,其最終目的是依據病人的視角來改寫醫學史;另一方面,部分史學家認為病人實際上已經從醫學敘述中消失了或者病人僅僅只是醫學的副產品。

  1985年,羅伊·波特(Roy Porter)發表了一篇名為《病人的視角:從下到上研究醫學史》(The Patient’s View: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羅伊波特清楚地表達了他對病人以及病人的歷史的看法。他呼籲史學家改變傳統觀念,從“病人的角度”來重寫醫學史。羅伊·波特認為大多數的醫學史都是關於科學進步、知識的故事,但是病人也同樣重要,因為“一次醫療的相遇需要兩個人”,醫療是病人與醫生雙向互動的過程。隨後的一些研究也響應了羅伊·波特的號召,結合病人的病史進行了充分的實證分析研究。而大衛·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就曾發表過一篇《病人的視角》(The Patient’s View),但是除了名字類似之外,此文與羅伊·波特的觀點幾乎沒有共同體之處:羅伊·波特認為應該進行根本性質的史學書寫轉變;而大衛·阿姆斯特朗的觀點更加貼近米歇爾·福柯:認為病人是一種醫療構成,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

  雖然在羅伊·波特《病人的視角:從下到上研究醫學史》一文發表之後,關於病人的歷史書寫似乎可以成為醫學史的書寫新範式,病人也得到了更多的關註。但是,康德拉認為主流史學並沒有像羅伊·波特主張的那樣,出現根本轉變。此外,羅伊·波特這一著作雖然想要批判學術醫學,但是實際上羅伊·波特還是強調了學術醫學的主導地位。相較於羅伊·波特著作中提出的案例研究與各種新觀點;康德拉認為閱讀病人的日記、第一手的醫院經歷與自傳體的材料,從病人的角度來感知醫療遭遇,更有助於對健康與疾病的歷史提出不同的觀點。

  醫學史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發展,從傳統的體液說到現代的細菌學,再從以前專門的醫學史再到如今研究醫患關系的醫療社會史研究,醫學史在不斷的進步。米爾斯教授在最後重新回顧了講座開始時提出的兩個問題:(1)是什麽推動了現代社會的醫療創新和變革?(2)關於廣泛社會中的歷史變革,醫療創新和變革告訴了我們什麽?再一次引導我們認識到大量的科學研究在不斷的發展、創新,自然推動了現代醫學的創新與變革;醫療創新的廣泛應用正在推動了社會的轉型與變革。醫學與國家社會緊密相連,醫學史也是社會史與政治史。

【編輯: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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